相对于传统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如果该富豪想用他所有的钱购买一个妙龄女子的婚姻而被拒绝--其痛苦程度或许不亚于一个吃不上面包的流浪汉，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说，富豪的交易遭到了拒绝--无法获得某件物品或者某个人的婚姻，而不能说他的自由减少或者丧失了。难道天下存在一种公正的制度，必将导致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巨额财富？周先生认为，市场自由主义只为有钱人服务，带来种种压迫剥削，而他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路则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回应人民承受的不公和苦难。

而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有人认为其宽松的移民政策、社会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依此逻辑，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之所以还被认为是自由社会，系因为其市场自由受到的限制程度有限--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尚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与中国的市场自由受到限制的程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出于对市场和民间的不信任，左翼自由主义对国家颇有好感，认为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通过强制进行再分配等。其实，这种赚或者赔，并非市场导致的，而是交易者的判断力、勤奋程度、人们的供给或者需求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将人自身的错误或者其他因素带来的贫富差距归结为市场的错误或者不人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偏见之一。

再比如，石油、电信、电力、银行、铁路、教育、传媒、医疗等几乎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行政垄断无处不在。钱的广泛使用让很多人误以为，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有了钱也就等于有了自由，一个人钱越多自由就越多。生产工具意味着什么？电脑、汽车、房子等是生产工具吗？无数的民众都拥有这些东西，怎能说被一小部分人垄断？严格而言，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概念，意味着供方只有一家。

）在其新近发表的贫穷、自由与公正一文里，周保松先生对质疑的声音做了些回应，并继续批判市场自由主义。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如果该富豪想用他所有的钱购买一个妙龄女子的婚姻而被拒绝--其痛苦程度或许不亚于一个吃不上面包的流浪汉，难道我们能说富豪的自由此时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说，富豪的交易遭到了拒绝--无法获得某件物品或者某个人的婚姻，而不能说他的自由减少或者丧失了。很神奇地，店员不再阻止你，你可以自由地取得那块面包。在它看来，市场根本不是一种价值--更谈不上什么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而是一种机制或者过程，是一种资源配置与商品交易的机制，是无数平等的主体自愿合作与互动的过程。

再比如，石油、电信、电力、银行、铁路、教育、传媒、医疗等几乎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行政垄断无处不在。有多少国家奉行市场自由主义，与这种主义是否站得住脚或者是否合理，完全是两回事。

人们往往看到市场上的交易者中，一些人赚了很多钱，而另一些人赔了很多钱，就误以为这是市场的错误或者不人道导致的。在周先生看来，市场的可恨之处在于，它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其实，钱只是一种交易媒介，本身没什么价值。然而，这些试验的结果无一不是灾难性的。

因为没有人天然地享有此种自由--它完全不同于言论、宗教等自由，要想获得那块面包，必须付出代价并获得卖主的同意，正如没有任何人天然地享有在香港获得一套住房的自由一样。可能有人会说，私有产权对一个流浪汉或者身无分文的人不是樊篱吗？当然不是，因为流浪汉的生存和发展也必然依赖私有产权，否则，他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意味着，不仅存在着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的区别，而且在自由社会的群体内部，亦存在着自由程度的不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富豪较流浪汉多许多自由，因为钱是免于外在干预而拥有商品及服务的必要及充份条件。

出于对市场和民间的不信任，左翼自由主义对国家颇有好感，认为国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通过强制进行再分配等。市场竞争的逻辑，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平等遂无可避免。

可见，当周先生说今天的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时，表明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了解不够。周先生说我混淆了概念分析和价值判断，这哪里存在什么价值判断？分明是周先生将没钱和强行消费捆绑在了一起，假定一个没钱的人必然会强行消费，因而其行为必然受到干预。

比如，如何做到让所有的人都出生在一个地方？强迫他们都住在一起？其实，只要一个社会里存在迁徙自由，出生地点所造成的影响将大大降低。且不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表达的含混性，周先生极大地误解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在市场自由主义看来，市场的主要任务是提供（部分）私人物品--比如面包、电脑等，公民社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部分）私人物品和（部分）公共物品--比如救济穷人或者举办慈善事业等，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则是提供市场和公民社会均无法提供的（其他）公共物品--尤其是国防、治安、司法等。将私有产权视为樊篱的看法，是一种颇有误导性的见解。比方说，一个人长得越漂亮，出身越卑微，教育程度越高，或者越急需，他能获得的商品就越多。自由社会当然意味着，一个社会中不仅有市场自由，而且有周先生提到的言论、结社等公民与政治自由。

这三者同等重要，并行不悖，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并且，如果市场或者公民社会能够提供的物品，不应通过国家来提供，因为国家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性--而这是自由与公正的最大威胁之一。前半句没错，但后半句出了问题，因为市场自由主义从未主张将一切交给市场--至少就我所理解和支持的版本而言。

尽管二者并非蕴涵关系，但二者并非毫不相干。难道说人身权也有自由和不自由两面？至于说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产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垄断，更是令人费解。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领衔完成的2012年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也大致相同，中国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比如，当流浪汉依靠施舍获得了一块充饥的面包之后，他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就可以自由决定如何享用以及何时享用这块面包。

比如，这里的私有产权几乎得不到有效保护，强征强拆的事件频繁发生。大量商品的价格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市场进入的壁垒随处可见。在过去几十年中，香港的核心家庭和孤寡老人家庭大大增加，而这部分地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上升。没有这种私有产权的保障，他也许永无出头之日，甚至随时都会饿死。

其实，这个例子中的问题十分明显。譬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2年对全球179个国家经济自由的排名中，尽管欧洲的福利国家几乎都位列10名之后，但基本都排在前50位，而中国则排在第138位--属于基本上不自由（mostly unfree）的群体。

这不是私有产权的独有特征，而是所有权利都具有的本性。怎能说中国享有相当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富豪的自由多于流浪汉的自由？周先生耿耿于怀的命题是，富豪的自由多于流浪汉的自由。

否则，他可能沦为乞丐。（见《南风窗》2012年第19期）毋庸置疑，在这个对市场充满疑虑甚至大加挞伐的时代，周先生的看法颇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的观念与实践均遭到严重扭曲的社会里。

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周先生主张通过国家和强制措施减小或者消除，而不相信公民社会和民间慈善的力量。而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有人认为其宽松的移民政策、社会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都扮演着某种角色。周先生说：钱，是在法律界定的产权世界中的通行证。人们之所以选择用钱进行交易，是因为它比相貌、出身、教育程度、急需程度或者其他大多数东西都更容易度量，而不是因为钱可以买来自由。

难道政府能在不侵犯人们自由的情况下消除这种不同？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美貌或者智慧获得了更多的财富，此人何罪之有？对他人负有何种义务？其实，即使我们从头建立一个社会，并且假定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在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等方面完全一样--即他们的起点完全相同，也可以想象，一旦允许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自愿合作和自由交易，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会马上出现，因为有的人勤奋，有的人懒惰，有的人智慧，有的人愚笨等。这些话语至少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不断在人们耳边回荡，对资本主义的痛恨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其实，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是市场--因为它只是一种交易机制或者过程，而是各种各样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周先生提到的出生地点、自然禀赋、家庭背景、社会阶级等因素。再次，富豪给流浪汉的十元钱的确可能使后者获得那块面包，但这十元钱换来的是一块面包，而不是自由。

将人自身的错误或者其他因素带来的贫富差距归结为市场的错误或者不人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偏见之一。对于香港这个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一的地方，有人认为，其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那里人口的结构性变化。